已经去世一年半的大清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（1844—1916），走得风风光光。为了这场葬礼，盛氏家族斥资30万大洋，出殡仪仗队长达2500多米，用了64名杠夫抬棺。

　　当天，整个上海几乎倾城出动，争睹这场世纪葬礼。出殡队伍所经马路，两旁的商铺全部停业，纷纷搭棚设座，收取座位票，盈利是平时的三倍还不止。

　　盛宣怀大出丧，成为上海富豪身后财力比拼的一个标杆。1920年代，“上海滩地皮大王”周扶九出丧，媒体有的说场面胜于盛宣怀，有的说不如。1930年代，永安公司总经理郭标出丧，上海市民普遍评价，远不及盛宣怀那次。

　　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之路，发端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。与“先轻后重”的工业化路径迥异，中国是从兴办一批军事工业开始的。

　　以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洋务派高官为代表，晚清在“自强”的口号下，自上而下对西方军事技术进行了大规模移植。这批移植过来的军事企业，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推行的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。

　　政府强力推进的重工业发展模式，本质是传统官僚体制与近代工业技术结合的怪胎，其生产运营完全与市场无关。当财政变得日益困窘的时候，军工企业资本投入不足，主导的洋务派这才想到工业化、资本与市场的联系。

　　于是，洋务派提出“求富”的口号，创办了最早的一批近代民用工业，以官办、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，赋予这些民用工业企业各种垄断特权。中国的工业化，由此进入最早的起飞阶段。

　　李鸿章被认为是中国工业化的关键人物，但实际上，他在经济事业上的成就，全赖他的幕僚盛宣怀。

　　28岁时，盛宣怀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大型民用航运企业——轮船招商局。此后，他得到李鸿章的好评，年轻人的脑子就是好使。作为李鸿章的经济事业操盘手，两人紧密合作，直至1901年李鸿章去世。

　　在随后的30年间，盛宣怀成长为大清帝国的商业巨擘。他先后兴办、创造了10余个“中国第一”的企业，做了无数筚路蓝缕的开山工作，这其中包括：

　　正因为这些成就，盛宣怀在后来赢得了“中国实业之父”和“中国商父”的美誉。

　　但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实业家，就像李鸿章所说的，盛宣怀“欲办大事，兼作高官”。终其一生，盛宣怀基本上是沿着以“办大事”作资本，从而达到“做高官”的目的的道路往前走的。

　　盛宣怀创办的企业，在立足之初，可以凭借国家津贴的底气，与外商同类企业进行价格战，并取得胜利，实现盈利。而必要的时候，他又可以与外国合作，以“联夷制夷”的名义，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，以及个人的仕途升迁。

　　1900年，当清廷向帝国主义宣战的时候，亦官亦商的盛宣怀却没有响应最高统治者的号召，不惜一切代价投入战争之中；而是作为枢纽人物，串联起李鸿章、张之洞、袁世凯等地方督抚，与列强缔结了“东南互保”的和平条约。

　　就大清的权力中枢而言，这无疑是一种“叛国”行为。尽管事后迫于列强的压力，盛宣怀不仅未被治罪，还获得清廷奖赏，但是，不能因此否认盛宣怀主导“东南互保”的私心。

　　盛宣怀跟李鸿章还是有所不同。1911年，他领导的邮传部发起铁路干线国有政策，得到清廷批准。官方的理由是，川汉、粤汉铁路原由商民集资筹建，由于资金迟迟不到位，导致修路进展缓慢，严重影响国家的工业化进程，清廷不得已决定收回商民股权，改由政府向外国银行贷款修建。

　　可以看出来，这是盛宣怀“联夷制夷”、为我所用的习惯性招数。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之后，他随即与英德法美银行签订了600万英镑的铁路借款合同。

　　然而，这一次，因为针对商民的股权赔偿计划迟迟未出台，“卖国”的谣言不胫而走，保路运动一发不可收拾，连带催生了武昌起义。

　　在生命的最后三四年，坐拥1100多万两白银资产的巨富盛宣怀，除了钱，什么都没有。在遗嘱里，他将全部资产均分为两半，一半用于社会公益，一半分给子孙。

　　临死前，他对儿子们说，他有几个遗憾，一个是不能像其祖父和父亲一样考取功名，另一个是一生办洋务，却未曾去过欧美。

　　就在盛宣怀去世与风光大葬的时候，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教科书所说的“黄金时代”。据学者估计，1912—1920年间，中国工业年增长率高达13.4%。

　　慈禧从颐和园回紫禁城，适逢大暴雨，文武百官跪在一二尺深的积水里迎接太后，一个个被淋成落汤鸡，连七八十岁的老臣都在水里接驾。可是，太后坐在轿子里，连头都不回。张謇看后，整个人很难过，他问自己：“这种官，是有志气的人应该做的么？”

　　中日两国正在开战赌国运，而帝国高官匍匐在权力脚下，毫无尊严。难怪我们会打输？人都没有尊严，国家怎么有尊严？

　　当时流行“商战”，中国人办企业就是要和列强展开经济战，这是国家之间的隐形战争。

　　1895年，张謇在家乡筹办大生纱厂。过程并不顺利，招股融资极为困难，逼得他只能上街卖字筹钱。最后不得已，求助于张之洞、刘坤一等地方大员集资，历时4年，直到1899年才正式投产。

　　大生纱厂虽然引入官股，但官方只取官利，不参与工厂经营管理。这是张謇独创的企业模式，叫做“绅领商办”，区别于盛宣怀的“官商合办”模式。

　　随后的15年间，大生纱厂获净利约540万两，是一战前华资纱厂中唯一成功的大型纱厂。

　　作为企业家，张謇成功了，但他的理想并非办厂赚钱。他奋斗的目标是“实业救国”，希望以自己的实践，搭建起中国的工业生产体系，更希望以自己的努力，改造中国的社会基本面貌。

　　用他的话说，这是他毕生信奉的两个主义：经济上的“棉铁主义”，以及政治上的“村落主义”。

　　张謇虽然最后失败了，历史还是铭记住这位伟大的、失败的英雄。他的失败无损于他的伟大，如果评选中国最伟大的企业家，我还是一定会选他。

　　正如胡适所说：“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，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。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，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，养活了几万人，造福于一方，而影响及于全国。”

　　张謇考中状元那年，28岁的周学熙，在安徽省乡试中考了个举人，分配到浙江当个小官。日后，周学熙成为中国北方实业崛起的扛把子，与张謇一起，被人誉为“南张北周”。

　　不过，两人出身截然不同。张謇来自世代务农的贫寒之家，而周学熙是典型的“官二代”，其父乃后来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周馥。

　　周学熙应时而动，创办了周氏资本集团的龙头企业——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煤矿。以此为起点，京师自来水公司、华新纱厂、中国实业银行、耀华玻璃公司相继成立，短短20年，他的企业已形成了一个包括重工业、轻纺工业、民用企事业及金融银行业等20余个门类的企业集团。

　　1912年后，周学熙更是两度出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。期间，他提出“振兴实业”计划，着手保护工商产业，希望从9亿元的国家预算中划拨1亿元，作为资助10种新兴事业的专款。他确信，这个计划能够实行，中国的富强就有希望。

　　上一次，是在清末。八国联军侵华后，英国人趁机攫取了开平煤矿的产权，周学熙十分愤慨，发誓要将之收回。在袁世凯的支持下，他实施了“以滦制开”策略，在开平煤矿附近，再开办一个规模大10倍的滦州煤矿，想通过价格战拖垮开平，最终达到收回的目的。

　　开平与滦州，两座煤矿的缠斗，是清末轰动中外的一个“商战”案例。洋务运动以后，中国知识阶层已意识到国家间的经济战争关乎国之存亡，但真刀真枪与洋商正面刚，并且不落下风的，周学熙算是第一人。他因此被誉为“商战先锋”。

　　国不强，商不立。这是开滦商战的惨痛教训。终其一生，周学熙未能实现收回开平煤矿的心愿。

　　1948年，唐山解Kaiyun中国官方入口放，开滦矿务局从英商手中收归国有，周学熙却于此前一年逝世了。

　　15年后，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因参与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，失败后流亡日本，顺便把弟弟带过去留学。

　　自1860年代洋务运动起，中国在轻重工业的所有领域，都处于学习、追赶和填补空白的阶段。大到一艘轮船，小到一根火柴，从无到有，都希望生产出“民族工业替代品”，与洋货相抗衡。每当民族主义运动高涨，抵制洋货、支持国货的呼声就特别强烈，这成为那几代实业家的压力与机遇。

　　1917年，范旭东创建永利制碱公司，陆续聘请了中国首个化学硕士陈调甫、哥伦比亚化学博士侯德榜等科学精英，历时将近十年，终于在1926年生产出质量合格的纯碱。

　　期间，他用久大公司的利润，去补贴永利公司的研发，差点拖垮了久大公司，但他不后悔。英国卜内门公司一度出高价，要把永利公司收购了，范旭东很生气地说：“我搞不成碱，宁可自杀，也不出卖灵魂。”

　　永利纯碱研发成功后，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荣膺金质奖章，被大会公认为“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”。

　　在范旭东身上，“实业救国”理念被他发挥到极致。他创办和掌管的企业，从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，相反，他给企业制定了四大信条，无一涉及营收问题，而是以“为社会服务为最大光荣”。

　　他从不以个人在实业界的成功，去换取金钱和名利。蒋介石在1935年和1942年两次邀请他出任国民政府的部长，都被他拒绝了：“立志毕生从事实业，决不做官。”熟悉范旭东的人，都说他“非生意人，乃一理想者”。

　　抗战全面爆发，范旭东的事业遭遇重大抉择。他毫不犹豫，将天津、南京等地的设备，能拆的都拆了，转运到大后方复产，不能运走的，宁可沉江，也不留给日本人。

　　对于这些凝聚了自己二十余年心血的产业，范旭东的态度却丝毫不含糊：“宁举丧，不受奠仪。”

　　重庆合川人卢作孚，与张之洞、张謇、范旭东一起，曾被毛泽东誉为旧中国实业界“四个不能忘记”的人物。这四人中，卢作孚的起点最低，他出身极其贫寒，以至于小学毕业后被迫辍学，以后都是通过自学成才、成功。

　　1926年，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，以一条70.6吨小火轮起家，仅用10年时间便垄断了川江（长江宜昌至重庆段）航运，运输实力接近经营了半个多世纪的、官办的轮船招商局，成为民国最著名的“船王”。

　　这个以爱国为己任的实业大亨，生前却几乎一文不名。他身兼许多实业的董事长，生活却极其简朴，曾被人当面说“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”。他只取民生公司一份工资，其余收入一概捐赠给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。

　　他自己在民生公司没有股份，后来还是友人凑了5000块钱，替他入股，才成为小小的股东，占股0.05%。住房是借的银行宿舍，家具是借民生公司的，以至于在自杀前留给妻子的遗书是：“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，好好跟孩子们过。”

　　他从来没有因为别人介绍而在公司安排进人员，无论是至亲好友还是什么人物，他都一律写上“苦无机会”加以拒绝。他的妻子到重庆市区去卖针线活儿，补贴家用，都要自己坐小轮和乘马车过去。

　　在宜昌大撤退中，参加抢运的船只共24艘，民生公司占了22艘，他就此制定了一个40天内完成抢运任务的计划，使得运输工作有序地进行。后来，晏阳初称这次大撤退为“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”，保住了战时中国的工业基础。

　　抗战后期，这两个实业巨子，不约而同在考虑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。范旭东提出战后建设中国十大化工企业，蒋介石批示“原则可行”。卢作孚撰写《战后中国究应如何建设》，指出经济要现代化、工业化，并提出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具体思路。蒋介石与卢作孚面谈后，称他的经贸建议“颇有可采之处”。

　　然而，1945年10月，抗战胜利后不久，范旭东突发急病在重庆去世，终年62岁。

　　第一类，以盛宣怀为代表，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。但他所创办的企业，无论何种形式，都属于官办企业。他的身份，官大于商。在他的衡量中，手中的实业，更多是其实现官场升迁的工具。

　　然而客观地讲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，我们还是必须肯定，如果没有盛宣怀一代的工业化开拓工作，就没有后来那些走得更远的实业家出现。

　　第二类，以“南张北周”为代表，拥有科举功名、官场背景，属于地方上的头面士绅，通常被称作“绅商型实业家”。他们与盛宣怀一代最大的不同在于，盛宣怀一生主要在追求当官，办企业仅是当官的阶梯；而“南张北周”的实业理想更纯粹，尤其是张謇，做事绝不是为了做官。

　　张謇还有更远大的社会抱负——改造国家。办企业只是他缔造理想型社会的一种手段。当然，这也让他名下的企业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，最终功败垂成，令人扼腕。

　　第三类，以范旭东、卢作孚为代表的知识型实业家。根据傅国涌《大商人》一书的描述，这类实业家或是留学美日的“海归”，或自学起家，共同之处就是创业之前没有官场背景，没有从商经历，没有雄厚资本，但他们有见地、有魄力、有能力，他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，往往一开始就是股份制企业，在近代企业家阶层中他们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。

　　而范旭东和卢作孚们的时代悲剧，是在企业的辉煌期，遭遇了战争与国难。他们为国家打赢漫长的战争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。

　　这恰恰是这些企业家最终名垂青史的根本原因。任何时代都不缺成功的企业家，但以救国为目标的企业家，才真正值得致敬。

　　资本可以没有国籍，但企业家有自己的祖国。在这个维度上观照，别有所图的盛宣怀与一心为国为民的张謇、范旭东、卢作孚之间，精神价值高下立判。